随着《爵迹》的上映，郭敬明再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抄袭犯、脑残粉、拜金……郭敬明身上的各种标签，不仅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当下整个社会的映射。
人们生活在这个浮华的“小时代”里，虚伪、趋利、盲目、疯狂、迷醉，我们在压抑中谩骂，却又在妥协中成为自己曾深恶痛绝的那种人。
文｜杨文山
从粉丝的角度看，对郭敬明的“爱”早已畸形趋向脑残，从一般吃瓜群众的角度看，对于郭敬明的“恨”也已经步入到一种非理性的常态。
暑期魔幻剧《幻城》投资3亿，在播出之时勇攀了国产剧的顶峰，但是口碑也触摸到了国产大剧的谷底，豆瓣评分一度跌落3分，“郭敬明”三字的招黑魔力惊人。
国庆档《爵迹》开画，争议最大的不是它的票房，而是围绕电影口碑产生的风波：人们发现不少大V竟然“违心洗白”，表示“还不错”，不满群众像《釜山行》中的丧尸一样猛扑过来……于是乎，谈论《爵迹》也成为一件高危行为。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可以跪舔王思聪这样的富二代，却要去仇恨郭敬明这样的富一代？
一味谩骂没有任何意义，强制他人“保持队形”更是匪夷所思。多元视角是维持观点自由市场的底线，为此笔者不惜“以身犯险”，从5个角度对于郭敬明现象进行另类解读，以期抛砖引玉。
1、“抄袭犯”
“抄袭犯”是郭敬明招黑的最大标签，背后是对“未达目的不择手段，成名后逐渐洗白”的成功学的抵制。这条“棍棒”多少有些法律问题道德化，诚如是，失职的应该是司法机构。财富精英的口头禅是在商言商，这种“闷声发大财”的信条似乎才是时代主旋律。
“通过干干净净地赚钱，让人相信干干净净地赚钱是可能的”，罗永浩扛起理想主义的大旗创业，也没少受人嘲讽啊。在房价直线上升，生存压力紧逼的当下，扪心自问：给你一个机会成为郭敬明，你会拒绝吗？
郭敬明的作品，总是和他个人紧密相关，关于他作品的讨论总是会回归到个人。从写小说到办杂志，再到拍电影，从青春片到魔幻片，作为“文人创富”的典范，郭敬明每一次都站在时代的风口。
在文化工业体系中展现“郭氏美学”的同时，郭敬明打造着自己的商业帝国。从四川自贡的小镇青年，一跃为家财万贯的文化商人，郭敬明简直是“中国梦”的通俗范本。在所有的媒体中，只有《南方周末》最具胆识，给他“中国梦践行者”的称号，并且致辞如下：
生长于西南小城，发达于超级大都会，作为中国最普通的“民二代”，郭敬明把握了大时代中的小机遇，凭借他的机敏、才具、勤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时代。他是作家、出版人、导演、商人，他制造的文化产品，抚摸并撩拨了那些迷惘的青少年，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他备受争议，又无可置疑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成为耀眼并年轻的“富一代”。
郭敬明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代言人。查建英说《小时代》塑造了一种“wannab人格”：土的要想当洋人，穷人想当富人，俗的想雅范儿……这难道不是这个时代的浮世绘？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自己内心主动、被动膨胀起来的欲望，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命题。
郭敬明无意中成为日益焦虑的芸芸众生内心“小魔鬼”的镜像，很多人骂的是他，也都在成为他的路上。
2、“脑残粉”
文艺电影的观众叫文青，普通电影的观众叫普通观众，郭敬明电影的观众叫脑残粉。
《小时代》系列最令成人难以理解的是：为啥每部里四个姐妹花都是“当面撕烂逼，转身笑成褶”，然后把这反转归之于友情的伟大进而去歌颂友情？谈姐妹感情绝对都是一群幼稚园小朋友，天真可爱得要命，转身投入社会生活又立刻变身一群信奉丛林法则、成熟老练的老大人？
其实这样的分裂源于特定年轻层的生活经验，符合某种意义上的心理真实和期待。从电影目标受众的视角来看也许比较容易理解：这似乎符合高考重压下的高中生对生活戏剧性的想象，既能肆意张扬喷薄对未知世界的恶意，又能保证自己始终有一种心理安全感。
高中的时候，身边的同学几乎没有不读青春文学或者网络小说的，他们需要重压之下一种对世界的想象。尽管这种想象难免带有年龄阅历的局限性，它们是年轻一代在高考重压下关于自由的一种愿景。
也许除了对“脑残粉”的不屑，尊重年轻人在成长历程中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更是一种美德，毕竟所有中国人都是从相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阶段走过来的。
《小时代》系列只是高中生的“课外读物”在资本浪潮下进行电影商业开发比较成功的案例，《爵迹》虽然也在这个范畴，但就电影的类型和呈现形态而言，却和《小时代》有明显不同。魔幻电影、复杂世界观总是和高知群体相联系，如果说《小时代》是郭敬明的“道场”，那么《爵迹》多少有点“野蛮入侵”的意味。
3、拜金主义
对于《小时代》有一个很大的批评就是价值观导向问题：宣扬拜金主义，给祖国的花朵带来了一堆劣质肥料，影响健康成长。如果一些信奉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持这种论调，还是比较容易理解，但当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抱这样的观点，就让人困惑不解了。
哈耶克说，“所谓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没有把握的精神”。既然政治宣教是令人反感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自证“老子宇宙真理”？说到底，把审查调控的手置换为自己的冲动深藏在某些人的潜意识中，还将此美化为“道德良心”。
执导过《逃出疯人院》的著名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拍过一部电影叫《性书大亨》，把色情出版商塑造成言论自由卫士，捍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情不同，咱也不需要那么激进，但道理还是一以贯之的。
第69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提名影片《性书大亨》
谁年轻时没反感过被老同志灌输“正确价值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互理解才对。已经销号的草根大V作业本在《小时代3》上映时有过以下一番高论：
大家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应该允许别人看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只是一个电影而已，改变不了谁的人生。如果价值观能被这么个电影改变，这让获奖大片与职业导演们情何以堪？看个电影都要被教育被批评被嘲笑，那人生也太艰难了。
况且，影视作品对受众的影响力在传播学上叫做“传播的效果研究”，经历了非常复杂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基本已经抛弃最初的“皮下注射论”。
4、趣味竞争
一批批高中生老去，一批批高中生补缺，我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不是标签化的“脑残粉”。
相信不少人高中时候都读过郭敬明，有的虽九死而未悔，有的引为人生污点羞于提起。我发现喜欢郭敬明电影的人大多私下观摩，很少会发朋友圈，谨小慎微搞得像怕被捉奸在床一样。
喜欢一件东西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真的有必要写上一篇火气十足的“致low逼”给朋友圈那些三观不合之人划清界限吗？
美国作家福塞尔写过一本畅销书叫《格调》，它的英文是class，在英语中，这个词既有阶级、阶层和等级的意思，也有格调、品味的含义，作者用class作为书名，一语双关，指通过一个人的品味和格调来判断他或者他所属的社会阶层。
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无处不存在，用文化趣味来构建身份区隔是人性难以抑制的冲动，要让自己显high必须判定另外一些群体为low，对一部电影非理性的仇恨根源在此。
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一词有三个层面的理解：
智力、精神、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
一个群体某个时期特别的生活方式；
为实现某种意义而创造的作品。
文化精英倾向于接受第一个层面的解释，他们认为文化分“等级”，存在一种“伟大传统”，而将文化看做是“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则是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
《小时代》系列电影就像一个宗教内部教主跟教徒一年一度的授经仪式，不能因为其宗教仪式怪诞，就产生类似历史上西方基督教对异教徒的征讨和仇恨。
5、劣币驱良
郭敬明的每部电影排片量总是惊人，这令不少从业者大为诟病。但是，既然是市场经济，哪一部电影不是下足了血本拼命叫卖吆喝？苹果手机每次新品上市，果粉的热情与郭粉有的一拼，可没人说苹果手机搅乱市场。
郭敬明的电影或许有严重质量缺陷，但是对于真爱粉而言，“汝之砒霜，彼之蜜糖”。能够让受众对产品产生宗教般的热情那是一门功夫，尤其在中国商业电影大规模沦为炮灰的产业环境背景下。
商业片最大的评判指标就是票房成绩，当一个票房失败的产品去批判一个成功产品时，多少都有些羡慕嫉妒恨。
高中时也曾对应试教育很反感，但很多年后反思，如果我连应试教育这种固定的游戏规则都玩不转，那么对它的批判只能是自己“无能”的愤怒，电影市场也如此。
美国对于《暮光之城》系列电影也是恶评连连，但是却不像《小时代》、《爵迹》这样在中国骂出如此大的动静，说到底是美国主流商业大片太强大，可以接纳一两个“歪门邪道”。郭敬明电影以健康市场配角的身份抢了主角的光环，如何不遭人嫉恨，所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对于这个问题，招黑指数和郭敬明齐名的于正最近掏出了心窝子里的话，想必也是郭敬明的心声：“每一个不认识我，只在微博上指责我的所谓‘圈内人’，我想你要做的不是在我的评论里谩骂和诋毁，而是把你手里的戏做好，至少做的比我好，然后淘汰我，让我自动消失，这才是促进整个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尽管，比起《小时代》系列上映时的风光无限，《爵迹》多少有点风华不再，《湄公河行动》的逆袭守护住了国产片的尊严，但中国电影还远没有硬朗到让郭敬明“自动消失”。
主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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