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刘箕子为了生母卫姬不能来京，还有舅舅被杀，一直对王莽怀有深仇。儒家大臣请求归政的声音虽然遭到王莽的恐怖手段镇压，但仍然前仆后继。王莽知道，这个问题必须彻底解决。
汉平帝登基第五年的冬天，皇帝主持腊祭，王莽向皇帝献上椒酒，并在酒中下毒。小皇帝毒发，床上辗转呼号。王莽即刻撰写祝祷文，向上天祈求用自己的生命代替皇帝一死。祈祷后，将祷文锁入金匮，放在金銮前殿，下令官员不得泄露。
王莽的行为十分蹊跷：这套古代周公的故事，问题在于，王莽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写祷文，而非召太医、询问病情、准备汤药（当初他对王凤可是紧守病榻亲侍汤药）。因此，尽管《汉书》未记载“王莽鸩杀皇帝”，后世仍多认为王莽是幕后凶手。而汉平帝刘箕子虽不是第一个被弑的国君，却很可能是第一个被毒杀的国君。
无论如何，皇帝死了，国家不可以一日无君，该立哪一个？是否仍然立刘姓子孙？
就在这时，“异象”再次出现。一位大长安地区的地方官员奏称，水井里挖出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暗示“天命”），上面有朱红字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是史书记载的“符命”（一种预言下任帝王的神秘天书）的开始，王莽利用的是“儒家管地上，阴阳家管天上与地下”的说法。
王莽指示三公向太皇太后奏报此事。王政君知道王莽的意图，回应道：“这是欺骗天下人的手段，不可以施行！”
太保王舜对太后说：“事已如此，已经没人有能力阻挡王莽了。况且王莽也没要求太多，只想要一个摄政的名义而已。”
时势比人强，王政君无奈，只好下诏由王莽摄政。于是，群臣联名奏报：“我们请求，安汉公坐皇帝宝座，戴皇帝冠冕，穿皇帝衣服，坐北向南接受群臣朝拜。官员及平民都自称‘臣’‘妾’，一切如天子制度。祭祀天地的典礼中，司仪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安汉公自称‘予’（不称‘朕’），发布命令用‘制’（不用‘诏’）。朝见太皇太后与帝、后时，仍称‘臣’。”
摄政仍是周公模式。为了演“周公佐成王”更加逼真，王莽挑了一个两岁的小皇帝——宣帝的玄孙刘婴，称号“孺子”（史称“孺子婴”），由王莽抱在怀里听政。若地下有知，不晓得汉武帝对这一切会作何感想。
王莽给刘婴的称号“孺子”，也有其来历。周公辅佐成王时，管叔、蔡叔曾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孺子”不利。然而，事实证明周公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王莽给刘婴这个称号，意在再次为自己贴上“周公”的标签。
尽管王莽一再标榜自己为“周公”，但所有明眼人都能看出，王莽不可能真正比肩周公。最简单的逻辑是，周公姓姬，而王莽不姓刘！
刘姓皇族中终于出现了一个不怕死的，就是安众侯刘崇。他与封国相张绍密谋：“王莽必将危害刘氏皇族，天下诸侯皆不认同他，但无人敢先动手，这是皇族的耻辱。我愿代表皇族率先讨伐王莽，各路诸侯必会响应。”张绍表示支持，于是两人募集数百人，进攻宛城。由于攻不下来，他们最终败退回安众。
这两个人的叛乱，却吓到了长安的亲族。因为造反通常会导致全族被诛。因此，张绍的堂弟张竦与刘崇的远房表叔刘嘉，一同到未央宫前自首待罪。王莽赦免了他们的罪，张竦代刘嘉上奏，歌颂王莽，声讨刘崇。奏章中写道：“我愿作为皇族表率，父子兄弟背着竹筐、拿着圆锹，驰赴南阳，将刘崇的宫室夷平并灌污水。拆毁他的宗庙，将宗庙里的祭器分送各诸侯，永为鉴戒。”
王莽见到奏章，大喜，封刘嘉与他的七个儿子为侯。后来得知是张竦执笔，再封张竦为侯。长安人民做歌谣讽刺此事：“想封侯，找张伯松（张竦字伯松）；拼了命战斗，不如会写奏（章）。”
刘姓皇族既无骨气又无力量，下一个造反的是地方官。东郡太守翟义与他外甥陈丰密谋：“我身为丞相的儿子（翟义的父亲翟方曾在汉成帝时担任丞相，前后十年），又是一个大郡的太守，父子同受朝廷恩典，有责任为国讨伐逆贼，安定社稷。所以，我决定动员军队，向西进攻，诛杀所谓假皇帝，另行拥戴刘姓皇族为真皇帝。即使大事不能成功，身虽死而声名立，对得起先帝。你敢不敢加入行动？”陈丰那年才十八岁，年轻气盛，一口承诺。
翟义于是拥戴严乡侯刘信为皇帝，刘信的儿子刘匡被封为东平王，因此东平国的军队也一同举事。传檄天下：“王莽鸩杀孝平皇帝，自称假皇帝，想要篡位。如今天子已经即位，全国诸侯应当共同代天行罚。”大军抵达山阳时，已经有十余万人。
王莽得报后，惊惶失措，甚至连饭都吃不下。他发动所有的党羽和亲近之人，组成七个兵团向叛军进攻。太皇太后王政君对左右侍臣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虽是个女人，也知道王莽会吓得半死。”
近畿（三辅）地区听到消息后，二十三个县爆发民变。两名领袖赵朋、霍鸿自称“将军”，拥兵十余万人，向长安进军。一路烧杀劫掠，连未央宫都能看见火光。王莽再派留在中央的最亲信官员领军镇守要地。
王莽自己每天抱着孺子婴到城郊宗庙祈祷，朝会时仍以周公自况：“从前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也有管叔、蔡叔叛变。古圣人尚且有此忧惧，何况我如此渺小！”马屁集团则一致宣称：“不经过如此一场大变局，不能彰显你的圣德！”
最终，两路叛军都不堪一击，乱事被先后平定。王莽下令挖开翟方进的坟墓，包括他们祖先的坟墓，将棺材全数焚毁。屠戮翟姓三族，连幼儿都不能幸免，所有尸体堆进一个大坑，用荆棘与五毒（蝎子、蜈蚣、蛇、马蜂、蟾蜍）掺杂，一齐埋葬。追缉余党的行动持续不断，“余党”之一王孙庆在逃亡七年后被捕获，王莽下令御医与刀工好的厨师一同下手，将王孙庆开膛破肚，挖出五脏，研究它们的构造和位置，还用竹签插入血管，探求经络终始……
平定叛军并残忍报复之后，王莽的信心陡然提高，决定对汉室施以最后一击。
王莽起初暗中派人，从远自边疆少数民族开始，制造神迹、祥瑞。随后，马屁集团也开始制造祥瑞。久而久之，王莽被这些虚假的迹象冲昏了头脑，不但自己深信不疑，还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加以渲染。
齐郡（现山东省淄博市）冒出一口新井，巴郡（现重庆市）发现一头石牛，扶风、雍城（现陕西省凤翔县）发现仙石。王莽下令将石牛和仙石运到长安，遗憾的是井无法搬移。
王莽向太皇太后奏报时，自己添加了许多内容：“广饶侯刘京上书说：‘七月间，齐郡临淄县有位亭长，某天夜里连续在梦中听见一个声音：“我，是天公派来的使节，天公要我告诉你，摄皇帝应当成为真皇帝，如果你不信，你的驿站中将会冒出一口新井。”隔天早晨，亭长巡视驿站，果然地上冒出一口新井，且深达百尺。’十一月冬至那一天，巴郡发现石牛；六天后，雍城又发现仙石。我下令将它们送到长安，放在未央宫前殿。我跟安阳侯王舜一同检视，忽然刮起怪风，尘土飞扬，天昏地暗，风停之后，石头前面出现一块铜牌，上面有文字画，写的是‘天帝符信，呈献者应封侯’。臣王莽不敢接受如此天赐（真皇帝），只请求在祭祀与奏报太皇太后时，称‘假皇帝’，号令天下时，就不再称‘摄’。因此，今年的年号应由‘居摄三年’，改为‘始初元年’。”
自称“假皇帝”与“称制不称摄”，实际上之前已经实施，但改年号的意义却大不相同。马屁集团揣摩王莽的意图，纷纷上书，提出各种理论与方法，希望帮助王莽“解套”——去掉“摄、假”的外套。
马屁冠军由名叫哀章的士人赢得：他制作了一个铜柜（金匮），里面放了两张信笺，一张画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张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赤帝即刘邦（当年斩蛇起义有“赤帝子杀白帝子”神话），而“某”是避高祖刘邦的名讳（不能称“邦”）。信上明言：王莽应即位为真天子，太皇太后应遵守天命。图上更画了王莽及他的亲信八人，还有另外两人及哀章自己共十一人，都加上了官爵头衔。
金匮制作完成后，哀章将其送到高庙（汉高祖刘邦的祭庙），交给高庙仆射（祭庙主管）。仆射上奏此事，王莽亲自到高庙向金匮叩拜，然后戴上王冠进谒太后。回到未央宫，登上前殿，发布文告：“今天开始，奉天帝与高帝之命继承大统，并改国号为‘新’，明年的年号定为‘始建国元年’。”
西汉帝国由此结束。然而，“新朝”是否真正拥有天命，仍然是王莽自称的。长安城内虽然没人敢违抗，但新朝的政令如何能行于天下，还需解决一个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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