蜈蚣

欲祭疑君在,长思五六载还剩多少童年和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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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老爸的生日。

跟吴孟达一样,肝癌,查出来就是晚期,没法手术。

我所有关于童年、关于家族的记忆的片段,大多跟他有关。

孩童时,我总会问他身上那两道疤的由来。

他说肩膀后的那道是在西北测绘时遭遇土匪留下的。当时我以为他就跟电影里那些骑马挥刀与敌战斗的猛士一样与土匪搏杀;长大后才知道,六十年代的部队测绘和科考一样十分艰苦,深入荒无人烟的戈壁,汽车是奢望,大部分时候要靠骡马;而骡马主要是用来背负器材和物资的;至于人,很多时候只能步行。

可以想象,当一支背负昂贵器材、只携带少量轻武器的测绘小分队遭遇土匪时会是怎样的情形——土匪骑马掠过身边,错身而过时居高临下砍中年轻的父亲;或是为了保护战友和物资。

讲述六年军旅生涯时,少见的,能看到他眼中闪亮的光。

他怀念,怀念青春朝气的时光,怀念一起比赛扔手榴弹,一起背起行囊去大戈壁考察的战友们。那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无悔的六年。

当我问他,那时候什么事情最让他开心?

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能吃饱饭了。

老爸长身体的那几年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去当兵既是给家里减轻负担,也是当时一条光荣的出路。他还是因为成绩好(年级前三)被部队挑走的。

到了部队,伙食管够。

当然吃饭也有技巧。开始打一大碗,等你吃完,饭桶就空了。

怎么办?先打半碗,快速吃完,再去打满满一大碗。满足。

至于他肚子上那道二十多厘米长有如蜈蚣的刀疤则是手术留下的,原因是脾脏破裂,不得不手术摘除。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那个特殊年代各大军队院校间PK留下的。重伤中断了他的军旅生涯。那一年,他本有机会转技术士官,继续为军队奉献几十年。

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回到地方后,他沉沦了整整十年。

十年,从意气风发到迷失方向,一心报国却被迫蹉跎。

柴米油盐酱醋茶,足以让人黯淡。

他说,我们家住在运河边的新河坝,从他小时候到我小时候就一直住在那里。

四年前我开始写老杭州题材的故事,才知道原来运河边的“湖墅八景”离我们是如此之近。新河坝是古新河上的一道水坝,用来调节上下游水量。每到春夏,就要把上游的西湖水放一点下去;到了秋冬再拦起来,免得西湖水都跑进运河去。由此我还知道,老杭州城内和城外的水系并不等高,西湖要高出运河一截,所以老杭州用塘坝来拦阻城内水系,譬如古新河上的新河坝、上塘河上皋亭坝、运河上的德胜坝,还有武林门轮船码头后边的猪圈坝,统称“三塘五坝”。新河坝的坝桥下游的河岸边有一个巨大的树墩。我小时候还见过,是一个用水泥围砌起来的巨大的土墩,三十年前有很多人在墩上插竹竿张网捞鱼。

老爸说土墩上面原来种着一棵老樟树,起码活了上百年,他小时候经常爬到树上去玩;解放后被砍掉,新河坝三官弄一带的风水由此坏掉。他们一群男童就在新河坝前玩耍、下河摸虾游泳,还被奶奶拿走裤头用竹竿追打数里。

三十年前家家户户还有痰盂和马桶,有的会倒在新河坝坝桥旁边的公共厕所,有的则会直接在河里洗刷。读中学搬家的当天,老爸兴高采烈地回来说他把痰盂扔进河里了,从此开始不用倒痰盂的新生活。

新生活意味着与过去的割裂。这次割裂,一直要到六年前他去世前夕、医院的病房窗前才被重新拾起。

巧的是,那扇病房的窗户,正好对着只剩半截的三官弄,能够看到已经变成小区的曾经的老房子所在的位置——二层平房、楼梯在外墙外、楼下有个扫地奶奶养着一窝大大小小的猫、楼下跟我们一个姓据说还是远房同支却隔三差五吵架的邻居、斜对面破破烂烂的玻璃瓶厂,还有那根相传五十年前用来倒吊杀狗的电线杆……

在病房就能看到曾经的记忆,老爸很满足。仿佛找到了归宿。

孩童时的记忆或许能减轻些他的病痛。那里是他的记忆,他的归宿。

他告诉我,以前家里有一把宝刀,杀过长毛;后来在运动中主动上缴了。

我说那是文物啊!带血的,辟邪!

老爸也很遗憾,好好一件传家宝,没了。

我曾问他我们家是从哪迁来的。他想了想说,或是方孝孺、或是方腊。我说方孝孺不是被灭十族了吗?他说那就方腊,明教教主,比较能打。写到此处,才想起我的文字生涯就始于他书架上的武侠小说。老梁老金,三国水浒、东周列国,没有古龙。他说我们家族的镇族之宝——全套的康熙词典——在大伯处。这是他的老爸、我的爷爷最心爱之物,他小时候想翻看都不被允许。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小学老师,生了七个孩子,活下来六个。老爸排第六,比大伯大姑二伯二姑小了十几二十岁,几乎是一代人。再加上生我出来得又晚,所以我的那些堂兄堂姐都跟我妈差不多年纪。

我曾问,为什么隔那么久才有你?老爸说,因为日本人打来了,二姑是沦陷前出生的,而他是解放前出生的。我爷爷是爱国青年,跑去大西南抗日,离开了八年多,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杭州。我问,那奶奶是一个人把这么多孩子带大的?

老爸去世后,我才从小姑处得知,年12月23日杭州沦陷时,奶奶和大伯带全家人逃难。为了阻止日军渡江南下,当时的政府炸毁了建成通车仅仅89天的钱塘江大桥(今天的一桥。严格来说只是下层铁路桥通车89天,上层公路桥因为日军飞机的轰炸通车时间更晚)。

茅以升先生就在现场,看着自己设计建造的大桥被炸断;十年后,他又重新主持修复钱塘江大桥。同一天,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发电技术的闸口电厂被炸毁,杭州城断电,陷入更大的黑暗与混乱中。三十多万杭州居民背井离乡、拖家带口逃难。

我的爷爷奶奶或许就是在那一天走散的。爷爷跟着学校,与学生一起先逃去富阳,再陆续迁往西南腹地。没有轮船,没有汽车,徒步万里。这一走就是近十年。奶奶带着八岁的大伯、五岁的大姑、三岁的二伯,抱着襁褓中的二姑,加入了逃难的人流。她要去萧山娘家投靠父兄。为了不让才几个月大的二姑哭出声,就把她闷在被子里。二姑差点被活活闷死。

姑姑说,后来的几年是最艰苦的几年,最后实在养不活那么多孩子,竟把只有几岁大的二姑送去给别家当童养媳。这段往事父亲说过,小时候并没有太大感触;而今为人父母,再听姑姑说起,才知个中艰辛。

他们是不幸的,国破家亡、亲人离散,但又是幸运的。爷爷最后回来了,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臭骂两个儿子没有照顾好妹妹,让大伯去那户人家把二姑领回来。不是要,不是赎,而是领,偷偷的。因为当时家里没钱,不管是要还是赎,那户人家初时付了钱、又养了孩子几年,自不会轻易放人,只能偷偷的领。潜伏观察,趁二姑外出干活,背起就跑。

或许是因为亲眼目睹日本飞机在城市上空肆虐、或许是因为读过书,大伯在解放后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空军地勤,据说在成为人民解放军前,他还差点被国民党溃兵拉壮丁抓去台湾。大伯继承了爱读书、重家教的家风,三位大姐姐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孩子一样的存在,她们的后代也同样优秀。

父亲是二伯带大的。二伯去哪他都跟着,二伯玩耍他也跟着,也没少挨二伯的打。二伯的孙女只比我小几岁,最喜听她喊我小伯伯,更喜看她女儿要喊比她还要小一岁的我的女儿小阿姨时凌乱的模样。

刚才,女儿问我谁做饭最好吃。

我不假思索回答:当然是我爸。

女儿:就是我爷爷。

我:对,我爸爸,你爷爷。

女儿:你再也吃不到你爸爸做的好吃的了。你是个没爸爸的孩子。

瞬间,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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