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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访客
瓦尔登湖访客
我想，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热爱社交，而且我做好了充分准备，一定要像吸血的水蛭似的，把来到这里的任何一个血气旺盛的人紧紧吸住不放。我本性就非隐士，要有什么事情让我来到酒吧间的话，我可能比那些一坐下就不想走的客人坐的时间更久。
我的屋子里有三把椅子：一把供孤独一个人时用，两把供友情，三把供社交。来的访客如果很多，人数多得出乎意料，这时也还是只能给他们腾出三把椅子，不过他们通常只是站着节省地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个小房间里竟可容纳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在我的屋子里曾同时来了25个至30个灵魂，外加上他们所依附的躯体；然而，我们分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经彼此十分接近过。我们的许多房屋，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几乎有数不清的房间，他们巨大的厅堂，还有贮藏酒液和其他和平时代的军需品的地窖，我总觉得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它们实在大得夸张。它们如此大而且华丽，住在里面的人仿佛是一些败坏它们的寄生虫。有时让我吃惊的是，当那些大旅馆如特里蒙特、阿斯特或米德尔塞克斯的通报人员通报有来客时，却看到一只可笑的小老鼠偷偷爬过游廊，随即又钻进铺道上的一个小窟窿里不见了。
在这样小的房间，我有时也曾感到不大方便，当我们开始用宏大的辞藻谈着宏伟的思想时，难以和客人保持一段足够的距离。你需要有足够的思想空间，好让思想准备好可以扬帆起航，并在到达港岸前行驶一两个航程。你的思想的子弹必须克服它的横跳和跳飞的动作，然后笔直前进，才能传入到听者的耳朵，要不然它就另辟蹊径从听者脑袋的一边穿过去了。同样的，我们的语句也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展开和形成队形。个人就像国家一样，必须有适度宽阔而自然的疆界，甚至在疆界之间，要有一片相当广阔的中立地带。我发现我跟一个住在湖对岸的朋友隔湖谈天，简直是一种非凡的享受。在我的屋子里，我们离得太近，以致不能一开始就去聆听——我们无法轻声说话，又让大家都听得清楚；就像向平静的水中扔两块石子，石子太近了的话，它们要破坏彼此的涟漪。如果我们仅仅是喋喋不休、大声说话的人，那么，我们倒可以紧紧挨着，彼此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这不要紧；可是如果我们说话很含蓄并且富于思想，我们就得站得离彼此远一点，以便我们的动物性的热气和湿气有机会散发掉。如果我们想要与每一个人进行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交流，那么，我们不仅仅要沉默，两个身体之间还得距离得远一点，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听不见彼此的声音才行。谈及这一标准，言谈只是为听力不好的人提供方便；可是有很多美妙的事物，我们要是大喊大叫的话，那就无法言传了。谈话之中当调子越来越崇高、庄重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渐渐地把椅子往后移，越移越靠后，直到我们碰到了两个墙角，这时候，我们通常就要觉得房子的空间不够大了。
尽管如此，我的“最好的”房间，也就是我退隐的那间，总是随时准备好接待客人，阳光很少照到它的地毯上，它便是我屋后的松林。当夏天，尊贵的宾客来访时，我就把他们带到那儿去，有一个可贵的管家已打扫好地板，擦拭干净了家具，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了。
如果只来了一个客人，有时要分享我的粗茶淡饭；我一边说话，同时一边搅拌着煮的麦片粥，或者看着一条在火上在胀大、烤熟的面包。但是如果一下来了20个人的话，坐在我的屋里，就不谈论关于吃饭的事了，虽然我还有一条足够两个人吃的面包，吃饭好像成了一个大家都已戒掉了的习惯；我们很自然地实行禁食了；然而这不算怠慢客人，反倒被认为是最通情达理、考虑周到的办法。肉体生命的消耗，向来是急需要补救的，现在却奇迹般被放慢了，而生命的活力居然还能站得住脚。这样，我招待个人也和招待20个人一样；如果来访者发现我在家，却带着失望或饿了肚子回去，他们可以相信，至少我是同情他们的。虽然许多家庭主妇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建立起新的、更好的风俗习惯来代替旧的是容易的。你不需要靠请客来建立你的名誉。就我自己来说，看管地狱之门的三个头的怪犬也吓不住我去别人家做客，可是有人要大摆筵席请我做客，那就会把我吓到了，我会把这看成是客气地兜圈子暗示我以后不必再去麻烦他了。我想我绝不会再去访问这些人家了。我感到自豪的是，有一个访客在一张当做名片的黄色胡桃叶上写下了这几行斯宾塞的诗，大可拿来做我的陋室铭：
“来到了这里，他们挤满了小屋。
不去寻求那些本来就不存在的娱乐；
休息就是宴席，一切都称心如意：
最高贵的心灵，最好的满足。”斯宾塞，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该诗出自斯宾塞的《仙后》。
当年温斯洛，即后来担任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者，跟他的同伴步行穿过森林正式访问印第安大酋长，当他们又累又饿地到了酋长的棚屋时，这位酋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可是这一天没有提到吃饭的事。当夜幕降临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让我们跟他夫妻二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在一头，我们在另一头，这床无非是一张离地一英尺的木板，上面只铺了一张薄薄的席子。他的两个头目，因为空间不够，紧紧挤着我们并压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住宿下来比我们旅途上还要劳累。”第二天1点钟，大酋长“拿出了他打来的两条鱼”，大约有鲤鱼的3倍大小；“鱼正在煮着之际，至少有40人期盼着能分到一份。大多数人总算都吃到了。这是我们两夜一天的时间里吃到的唯一一顿饭。若不是我们其中的一人买到了一只鹧鸪，那我们这旅行可谓是禁食旅行了。”由于害怕因缺少食物和缺少睡眠而头晕目眩，为了要在他们还有力气的时候回得到家里，他们就告辞了——睡不好还因为“那种野蛮的歌声”。在住宿方面，他们确实没有受到很好的招待，虽然让他们深感不便的倒是那种上宾之礼；至于食物方面，我看未必能够做得比印第安人更高明了。他们自己本来没有东西吃，他们很聪明，懂得道歉代替不了给客人们提供食物；所以他们勒紧了腰带，对此只字不提。当温斯洛另外一次拜访他们的时候，那次正好是他们的食粮丰盛的季节，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匮乏。
至于人，任何地方都少不了人。当我在树林中居住的时候，我的访客比我这一生中的任何时期都多；我的意思是，我还是有一些客人的。我在那里会见几个客人，比在别的环境中会见他们更好。可很少有人是为琐事而来找我的。在这方面，由于我住在乡下，离城比较远，这一段距离就等于把来访的客人甄别过了。我隐退入孤独的大海如此之深；社会的河流虽然也汇流到这海洋中，就我的需要来说，在我周围聚集的大多是最精炼的沉积物。另外，大海的另一边还有许多未发现、未开化的大陆，也有迹象漂移到我这来。
今天早晨来我家的，是一位真正的荷马式或帕夫拉戈尼亚帕夫拉戈尼亚，古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地区，北濒北海。人——他有一个十分适合于他身份而且饱含诗意的名字，很遗憾我不能在这写下来——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一个伐木做柱子的人，他一天可以在50个柱子上凿洞，他吃的上一顿饭是他的狗捉到的一只土拨鼠。他也听到过荷马，说“要不是我有书本”，他就“不知道如何打发下雨天”，尽管好几个雨季过去了，他也许还没有读完过一本书。在他那遥远的家乡教区里，有一个能念希腊文的牧师，曾经教他读《圣经》里的诗；现在他手拿着一本书，我必须为他翻译有关特洛克勒斯满面愁容，因而阿喀琉斯责怪他的一段——
“特洛克勒斯，为什么哭哭啼啼，像个小女孩？”
“是不是你从毕蒂亚那里听到什么消息？
据说阿克托耳的儿子墨诺提俄斯还活着。
埃阿科斯的儿子也还活着，就在迈密登；
除非他俩有一个死了，我们才应该悲伤。”出自荷马的《伊利亚特》。
他说：“诗写得好。”他胳膊下挟了一大捆要给一个病人治病的白橡树皮，这是这星期天的早晨他收集来的。“我今天去找这种东西应该没有关系吧？”他说。对他来说，荷马是个伟大的作家，虽然他并不知道荷马写的是些什么。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比他更单纯、更自然的人了。罪恶与疾病让这个世界蒙上了一层忧郁阴暗的颜色，对他来说却几乎不存在似的。他大约28岁，12年前离开加拿大和他父亲的家，来到美国找工作，打算挣点钱将来买个农场，大概是在他的故乡买吧。他是从最粗糙的模型里铸造出来的，长着一副强壮而呆板的身躯，姿态却非常文雅，一个晒得黑黑的大脖子，一头浓密的黑头发，一双无神而昏昏欲睡的蓝眼睛，偶尔却闪烁出明亮的光。他身穿一件暗黑的羊毛色大衣，头戴一顶灰色的平顶帽子，脚上穿着一双牛皮靴。他很能吃肉，时常用铁皮桶带着饭菜，经过我的房屋到两英里之外去工作——整个夏天他都在伐木；冷肉，常常是土拨鼠的冷肉；装在一只石瓶子里面的咖啡，用一根绳子拴在他的皮带上，有时他还请我喝上一口。他来得很早，穿过我的豆田，但是并不急于动手去工作，像所有的北方佬那样。他不想伤自己的身体。如果收入只够换口饭吃，他也不在乎。当半路上他的狗咬住土拨鼠了，他时常把饭菜放在灌木丛中，然后又回头走一英里半路把它收拾好，放在他住宿处的地窖中，但是在这之前，他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考虑能否把土拨鼠浸在湖水中，安全地浸到晚上——他喜欢考虑这一类的事情。当早上他经过的时候，总会说：“鸽子飞得真是密密麻麻！如果我不用每天工作，光打猎就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全部肉食——鸽子、土拨鼠、兔子、鹧鸪——天哪！我一天就够得到我一星期所需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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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熟练的伐木工，他陶醉在一些发扬和改进这项艺术的技巧之中，他齐着地面把树木伐下来，这样，从根上再长出来的芽将来就会格外强壮，而运木料的雪橇也可以从树桩上面滑过去；而且，他不是整棵树都用绳子来拉倒，而是把树木削得成为一根细条或者薄片，最后，你只需要用手轻轻一推，就推倒了。
他之所以使我感兴趣是因为他这样安静、孤独，而内心又这样愉快；他的眼睛里洋溢着许多幽默而满足的神情。他的快乐并没有掺杂其他的成分。有时候，我看到他在树林中劳动，砍伐树木，他带着一阵无法形容的满意的笑声，以及加拿大腔的法文向我致以问候，虽然他的英文也说得很好。当我走近他时，他就放下了工作，带着克制的喜悦躺倒在他砍倒的一棵松树旁边，把树枝里层的皮剥了下来，卷成一个圆球，一边谈笑，一边放在嘴里咀嚼。他是如此的生机勃勃，有时遇到让他思考的问题或者让他感兴趣的事情，他就会笑翻在地上，并打起滚来了。看看他四周的树木，他会大声说道：“真的呵！在这里伐木真是一种享受；我不要更好的娱乐了。”有时候，他闲来无事，就带着一把小手枪整天到林中消遣，边走边间隔着向自己鸣枪致敬。在冬天中午的时候，他生了火，把壶里的咖啡重新加热；当他坐在一根圆木上吃饭的时候，山雀偶尔会飞过来，停在他的胳膊上，啄他手里的土豆；他就说他“喜欢有这些小家伙做伴”。
在他身上，人的彪悍本性得到了发展。在体力上的强健和满足方面，他跟松树和岩石不分伯仲。有一次我问他，劳动一整天，晚上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累；他带着真诚而严肃目光回答：“天晓得，我一辈子中从没有感觉到累过。”可是智力，即在他身上所谓的精神上的东西却还是沉睡着的，就像一个婴孩一样。他所受的教育，是以天主教神父教导土著人的那种天真而低效的方式进行的，而用这种方式，学生总不能达到自觉的程度，只达到了信任和崇敬的程度，就像一个孩子并没有被教育成人，他仍然还是个孩子。当大自然培育出他的时候，给了他一副强壮的身体，并且让他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在他的各方面用敬意和信任支撑着他，这样他就可以像一个孩子似的活到70岁。他是如此真诚、单纯，完全无须为他做一个介绍，正如你无须向你的邻居介绍土拨鼠一样。他这人，必须自己逐步地认识自己，就像你得逐步地认识他一样。他不会耍什么花样。因为他的工作，人们付给他钱；这就帮他解决了衣食问题；可是他从来不跟人们交换意见。他这样单纯地带着种天然的卑微——如果那种无所渴望的人可以称作卑微的话——卑微在他身上并是一种明显的性格，他自己也不能察觉到。聪明一点的人对他而言简直就是神。如果你告诉他这样一个人正要到来，他似乎觉得这般隆重的事情肯定是与他无关的，事情会自然而然地自己办好的，就让他被忘掉吧。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对他的赞美之词。他尤其敬重作家和传教士。他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神迹。当我告诉他我也写过很多东西时，他想了很长时间，以为我说的是写字，他也写得一手好字呢。有时候我看到在公路旁的积雪上用很秀丽字体写着他那故乡的教区的名字，并在上面标明了法文的重音记号，所以就知道他曾经经过这里。我问过他有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他说他给不识字的人读过信并写过一些信件，但从未试过写下自己的思想——不，他不能，他搞不清楚应该先写什么，这会折磨死他的，何况写的时候还要留意拼音！
我听说曾经有一个杰出的聪明人兼改革家问他，他是否愿意这个世界发生改变。他却发出奇怪的笑声，带着加拿大口音回答道：“不知道这个问题以前有没有人想过，不必，我很喜欢它呢。”这对于跟他谈话的人来说，可以提供很多启发。在陌生人看来，他对一般的事物一无所知；但是我有时候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聪明得如莎士比亚，还是纯朴天真如同一个孩子；不知道他富于诗意呢，还是愚笨不堪。一个市镇的居民告诉过我，当看到他戴了那紧扣的小帽悠然自得地穿过村子，自顾自吹着口哨时，他不禁想起了一个微服出行的王子。
他仅有的书是一本历书和一本算术，对于后者他颇为精通。前者在他看来是一本百科全书，他认为这本书中包含了人类知识的精华，事实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确实是如此。我喜欢探问他一些当代各种改革的问题，他每一次的回答都很简单而且很实际。他之前从没有听到过这种问题。“没有工厂你能不能生活下去？”我问道。他说他过去穿的是家庭手工织的佛蒙特灰布，这很好。他可以不喝茶或咖啡吗？除了水之外，这个国家还会提供什么饮料呢？他说他曾经把铁杉叶浸在水里，并且认为热天喝起来比水好。我问他没有钱行不行呢？他就证明有了钱的方便之处，说明的方法让人联想起货币起源的哲学探讨一样，符合pecunia“钱”的拉丁语根，本是“牛”的意思。这个词的词源。如果一头牛是他的财产，他想要到铺子里去买一点针线了，他觉得每一次要把牛的一部分抵押掉，既不方便也不太可能。他可以替不少制度作辩护，比任何哲学家都高明得多，因为他描述的理由都是和他密切相关的，他说出了它们盛行的真正理由，他的思考并没有旁及任何其他。有一次，他听到柏拉图给“人”下的定义——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还听到有人拿起一只拔掉了羽毛的公鸡来，并称为柏拉图的人时，他却说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即膝盖的弯向不同。
有时候他也叫嚷：“我多么喜欢聊天啊！真的，我能够谈上一整天！”有一次，我有几个月没见他，便问他夏天里可有了什么新想法。“上帝，”他说，“一个像我这样有工作的人，如果他不忘记他头脑的中的想法，那就好了。也许跟你一起锄地的人打算跟你比赛；天哪，你的心思必须放在这上头：满脑子想到的只是杂草。”在这种场合下他有时会先问我，我是否有任何的进步。有一个冬天，我问他是否总是对自己很满意，希望在他的内心深处找一样东西代替外在的牧师，以获取更高的生活目的。“满意！”他说，“有的人满足于一种事物，另外的人满足于另一些。一个人，如果什么都有了，也许就乐意坐下来整天背烤着火，肚子向着饭桌，绝对是这样！”然则，不管我用尽各种办法，仍不能让他从精神方面来看待事物；他想出的最高级的东西，无非在于“绝对的方便”，你可以从动物的行为中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如果我建议他在生活方式上有所改进，他仅仅回答说，那太晚了。可并没有表示任何的遗憾。然而他彻底地奉行着忠诚和其他类似的美德。
从他身上可以察觉到，他有相当积极的独创性，不管如何地稀少，有时我还注意到他在自己寻思如何表达他自己的意见，这种现象如此罕见，以至于我愿在无论哪一天跑10英里路去观察这种景象，这等于重新追溯一次社会制度的起源。虽然他有所犹疑，也许还不能清楚地表达他自己的见解，在他背后却常常有一些非常正确的思想。然而他的思想是如此原始，融入到他的肉体和生命中，尽管和那些仅有学问的人比起来大有希望，却很少成熟到值得报道的程度。他曾表示，生活在最底层也可能出一些天才人物，不管这些人如何长久处于卑微而又目不识丁的状况，他们一向都有自己的见解，也不会不懂装懂；他们甚至像人们所认为瓦尔登湖一般深不见底，虽然它也许是黑暗而泥泞的。
许多旅行者离开了他们的线路跑来看我和我屋子的内部，他们的托辞往往是讨要一杯水喝。我对他们说我是直接从湖里喝水的，并指明着湖的位置，借给他们一个水勺。我住得虽然远僻，但我想每年的4月1日左右，人人相互走动，探亲访友，我也免不了受到访问；我也分得了一份好运，虽然我的访客中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从济贫院或别处冒出来的傻瓜也来看我，不过我还是尽量让他们施展出他们的全部才智，让他们畅谈一番。在这种场合下，智慧常常成了我们谈话的话题，这样我也有所收获了。真的，我觉得他们有些人比所谓的教会济贫管理人员，甚至比市里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要更聪明，我认为该让他们调换一下位置。关于智慧，我觉得智力健全的人和弱智者之间没有多少差别。特别有一天，有一个并不讨厌的头脑单纯的穷人来看我，还表示希望能像我一样地生活。
以前我常常看到他和别人一起被当成栅栏一样，站在或坐在田野中一个箩斗上看守着牛，以免他和他自己走失。他带着异常的纯朴和真诚的态度，超出一般人所谓的自卑，或者说更低一档，告诉我说他“智力很低”。这是他的原话。上帝把他造就成这个样子，可是，他认为上帝关心他正如关心旁人一样。“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他说，“从我小时候起，我头脑就没有太多的想法。我不像别的小孩子，我在智力方面很薄弱。我想，这是上帝的意志吧。”而他就在那里，证明他自己话的真实性。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谜。我很少碰到一个这么有希望的人——他说的话全都这样质朴、诚恳和真实。他表现的越是谦卑，反倒越是显得高贵。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这是一个聪明策略取得的效果。在这个头脑迟钝的贫民所建立的真实而坦率的基础上，我们的谈话反而可以达到比那些智者谈话更深的程度。
我还有一些客人，通常不会被算入城市贫民之列，但实际上他们应该算是城市贫民；无论如何他们都可以说是世界贫民。这些客人无求于你盛情款待，而有求于你殷勤备至。他们热切的期待得到你的帮助，却先要开口就说，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说，他们不绝不会帮助自己。我要求来访者不能饿着肚子来看我，尽管他们可能是世上胃口最好的人，不管他们是怎么养成这样的好胃口的。慈善救济的对象，不得称之为客人。有些客人不懂得早该结束他们的访问了，尽管我已经开始在料理我自己的事务，回答他们的话愈来愈冷淡。几乎各种智力水平的人都在候鸟迁移的时节来访问过我。有些人的智慧超过了他们能运用的范围；一些逃亡的奴隶带着种植园里的神情，不时竖起耳朵来听，好像寓言中的狐狸时时听到猎犬在追踪它们，于是带着恳求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说——
“啊，基督教徒，难道你要把我送回去吗？”
其中有一个真正逃亡的奴隶，我帮他朝北极星的那个方向逃去。有人只有一个心眼儿，像带着一只鸡雏的母鸡，或带着一只小鸭的母鸭；有些人却有上千种心思，脑子里杂乱无章，像一只老母鸡带了一百只小鸡，全部都在追逐一只小虫，每天总要有一二十只小鸡在黎明的露水中丢失——还把自己弄得羽毛蓬乱、污秽不堪；此外还有一些人不是用腿而是用思想走路，像一条有智慧的蜈蚣，使得你全身颤抖。有人建议我用一本签名簿来记下来访者的名字，像怀特山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在美国新罕布夏州中北部和缅因州西部。主要山峰以历届总统的名字命名。那里的情形；不过，可惜！我的记忆力太好了，根本不需要。
我不能不注意到我的访客的某些特点。女孩、男孩、少妇，一到森林中就异常快活。他们看着湖水，看着花草，享受他们的时光。一些生意人，甚至是农民却只感到孤独，只想着他们的工作，认为我住得不是离这太远就是离那太远，尽管他们声称偶尔也爱作林中闲游，事实上很明显，他们并不爱好。这些为无休止的工作所累的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谋生或者维持生计上了；一些牧师，开口闭口都是上帝，似乎这题目是他们的专利品，他们也不能容忍各种不同的意见；医生、律师、还有爱操心的管家妇则趁我外出的时候审察我的碗橱和床铺——不然某夫人怎样知道我的床单没有她的干净？有些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认为跟着走老路的职业，是最安全的办法了——所有这些人一般都说我这种生活没有好处。啊，问题就在这里！那些衰老的、体弱的、胆怯的人，无论他们什么年龄和性别，想得最多的是疾病、意外和死亡。在他们看来，生命是充满了危险的——可如果你不去想它，又哪来的危险呢？——他们觉得，谨慎的人应当小心地挑选个最安全的地方，在那里，医生可以随唤随到。对他们而言，村子真是一个社区，一个共同防护的联盟，你可以想象的，没有药箱，他们是不会去采集越橘的。这件事总的来说，一个人只要是活着，他就随时随地都有死亡的危险，尽管这样的死亡危险比起那些半死不活的人几率要小。一个坐着的人跟他出外奔跑同样面临着危险。最后，还有一种人，自封为改革家的，所有访客中要算他们最讨厌了，他们以为我是一直在歌唱——
这是我所造的屋子；
这是生活在我所造的屋子中的人；
可是他们不知道第三行正是。
而正是这些人，让我厌烦
住在我造的屋子里的人。
我并不怕捉小鸡的老鹰，因为我没有养小鸡；可是我最怕捉人的老鹰。
我有更多更令人愉快的访客，而不是最后这种人。小孩子跑来采浆果，星期天的早晨，铁路上的工人们穿着干净的衬衣来散步，渔人、猎人、诗人和哲学家；总之。所有老老实实的朝圣者，为了自由的缘故而到森林中来，的确把村子抛在后面了，我已经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欢迎，英国人！欢迎，英国人！”印第安人萨莫赛特在普利茅斯对移民的欢迎词。因为我曾经和这一个民族有过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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